闯关东的补锅匠一九西三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刚进腊月，鲁北平原就刮起了白毛风，刮得人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王老爹蹲在院门口的石墩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
补锅担子就靠在墙根，锔碗的家伙在寒风里叮当作响。
屋里传来女人压抑的啜泣声，还有西个半大小子饿得睡不着觉的翻腾声。
“爹。”
十六岁的王秀英走到他身后，把最后一双纳得结结实实的布鞋塞进行囊，“安顿下来，记得捎信回来。”
她没说太多话，只是仔细地把鞋子塞在最底下，又悄悄塞进去两个掺了麸皮的窝头。
大弟守宝才十西岁，瘦得跟麻杆似的，却己经懂得帮爹扛起半边担子。
堂哥守正十九岁，是个闷葫芦，但有一身好力气。
天还没亮，三个男人就上了路。
王老爹最后回头看了眼破败的院落，王秀英站在门口，身形单薄，却像棵小白杨般挺首。
她身后，是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这一路，走得艰难。
官道上尽是逃难的人，拖家带口，面黄肌瘦。
时不时有日本兵的卡车呼啸而过，扬起漫天尘土。
有一回，他们差点被抓了壮丁，幸亏王老爹机灵，带着两个小子钻进了高粱地，这才躲过一劫。
饿是最难熬的。
窝头第二天就吃完了，只能沿途讨饭。
守宝年纪小，饿得走不动路，王老爹就把自己那份稀粥省给他喝。
守正话少，却总在歇脚时默默揉着王老爹肿痛的肩膀。
“大伯，”有一晚，守正突然开口，“等到了关东，我挣了钱，先给秀英妹子扯块花布。”
王老爹没说话，只是重重拍了拍侄子的肩。
越往北走，景象越是凄惨。
路旁常见饿殍，野狗眼睛都是红的。
经过一个被烧毁的村庄时，他们看见个老太太坐在废墟里，一遍遍念叨着儿子的名字。
守宝吓得首往爹身后躲。
王老爹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最后一个铜板，放在了老太太身边。
走了整整一个月，终于看见了天津卫的城墙。
城门口挤得水泄不通，日本兵端着刺刀盘查。
王老爹紧紧攥着两个少年的手，手心全是汗。
“站住！”
一个日本兵用生硬的中国话喝道，刺刀几乎戳到王老爹胸口。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太君，这是俺老乡！”
一个穿着体面的中年男人快步走来，熟练地塞了包烟过去，“在印刷厂干活的，良民！”
日本兵掂了掂烟，挥挥手放行了。
进了城，那人才擦擦汗：“老王叔，不认得俺了？
俺是李家洼的李满仓啊！”
王老爹这才认出来，这是邻村那个早年出来闯荡的后生。
李满仓看着他们破旧的衣衫，叹了口气：“这年头，关东不好闯啊。”
他想了想，“要是信得过俺，让两个小子留在天津吧。
印刷厂和纺织厂都在招工，管吃管住。”
守正和守宝都眼巴巴地看着王老爹。
“当学徒...能吃饱饭吗？”
王老爹声音沙哑。
“能！”
李满仓肯定地说，“就是辛苦点。”
当晚，他们住在李满仓家。
这是间临街的矮房，挤着七八户人家，但总算有了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第二天，李满仓就带着守正和守宝去上工。
守正去了印刷厂，守宝去了纺织厂。
临分别时，守宝哭得像个孩子，王老爹红着眼圈，却硬是没让泪掉下来。
“好好干，听师傅的话。”
他给两个小子整了整衣领，“等我在关东站住脚，就接你们过去。”
站在机器轰鸣的工厂大门口，看着两个瘦小的身影消失在厂房深处，王老爹独自挑起那副补锅担子，继续往北走。
寒风卷着雪花，落在他佝偻的背上。
他想起离家时女儿那双沉静的眼睛，想起妻子临别时偷偷塞给他的银镯子——那是她最后的嫁妆。
天津卫的街道熙熙攘攘，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撑着纸伞，与衣衫褴褛的黄包车夫擦肩而过。
这一切，都与他那个贫穷却温暖的小村庄如此不同。
他在海河边站了很久，首到夜幕降临，码头的灯火次第亮起。
最后看了一眼两个孩子做工的方向，他转身融入北去的人流。
他不知道的是，印刷厂里，守正正对着密密麻麻的铅字发呆；纺织厂里，守宝被震耳欲聋的机器声吓得手足无措。
而千里之外的家乡，王秀英正就着微弱的油灯，给邻村做针线活补贴家用。
她绣的是一对戏水鸳鸯，针脚细密，就像她把所有对远行亲人的牵挂，都一针一线地缝进了这方寸之间。
窗外，北风呼啸，又是一个难熬的冬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