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人生我妈的中年叛逆

她是在五十三岁这年，突然决定不再做那个我们熟悉的“母亲”的。这个决定到来的时候，

没有任何预兆，不像夏日的暴风雨，电闪雷鸣，声势浩大。它更像南方的回南天，

湿气悄无声息地漫上来，贴着地皮，爬上墙角，一点点浸润这个家赖以运转的根基，

等你发现时，那股带着霉味的潮气已经缠绕在每一口呼吸里，让你浑身不适，却又无处可逃。

第一个被这潮气裹挟，感到窒息的人，是我。那个周日的傍晚，残阳像一枚即将燃尽的炭火，

勉强在天边涂抹着最后的橘红。我提着一个沉甸甸的购物袋，

里面塞满了刚买的换季衣物和父亲点名要的降压茶，像过去十年里的每一个周末一样，

用钥匙熟练地旋开了娘家那扇熟悉的防盗门。“咔哒”一声，门开了，

我习惯性地深吸一口气，

准备迎接那总能瞬间抚慰我一周疲惫的、混合着炖鸡汤浓香与洗衣粉清爽气息的味道。然而，

没有。空气中只有一种空洞的、属于黄昏的寂寥。厨房里冷锅冷灶，

抽油烟机安静得像一个巨大的金属标本。客厅里只亮着一盏角落的落地灯，

昏黄的光晕勉强勾勒出母亲坐在沙发上的轮廓。她没有像往常那样，

听到门响就立刻从厨房小跑出来，围裙可能都没来得及解，脸上带着殷切的笑，

嘴里一连串地问着：“回来啦？路上堵不堵？饿不饿？汤在灶上煨着呢，马上就能喝。

”她甚至没有立刻抬头。她的视线，牢牢地粘在膝头摊开的一本厚厚的书上。我换好拖鞋，

走近几步，

才看清那本书铜版纸封面上的炫目图案——一片深邃的、仿佛能吞噬灵魂的墨蓝色夜空中，

舞动着一条巨大而绚烂的、绿紫色的光带。

下面是几个醒目的白色英文字母：Lonely Planet，以及更小的字样：冰岛。

冰岛？那是什么地方？感觉像另一个星球。它和我母亲，

一个五十三岁、即将退休的工厂会计，

一个生活半径几乎局限于家、菜市场和单位的中年妇女，有什么关联？“妈，”我放下袋子，

声音里带着一丝连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惯有的撒娇式抱怨，

这是一种在长期被无条件呵护下养成的底气，“我还没吃饭呢。饿死了。

”我的潜台词是：你快去给我做饭呀。母亲终于从那片极光中抬起头，目光有些许涣散，

好像灵魂还没从遥远的北大西洋沿岸收回来。她推了推鼻梁上的老花镜，

语气平静得像在陈述“今天天气不错”：“冰箱里有速冻饺子，自己煮一下。

碗柜里有新买的醋。”我愣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僵在客厅中央，

脚下是那盏落地灯投下的、孤零零的光圈。这不对。

这完全偏离了我三十年来熟稔于心的剧本。剧本里，母亲应该立刻起身，

一边念叨着“怎么这么晚还不吃饭，胃要搞坏的”，一边手脚麻利地系上围裙，

为我张罗一顿即便只有我一个人吃也绝不敷衍的饭菜。哪怕只是下一碗面条，

也必定会配上碧绿的青菜和金黄的煎蛋。五十三岁。这个数字像一枚冰冷的印章，

盖在她已然有些许白发滋生的鬓角，也盖在我对她全部的身份认知上。在我，

以及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固有印象里，她的人生轨道早已被浇筑成型，

坚固无比：一个工龄超过三十年的老会计，

一个贤惠的、以丈夫和女儿为宇宙中心的妻子与母亲。她的世界，

理应围绕着柴米油盐、工资条、家长里短，

以及对我们——特别是对我这个仿佛永远长不大的女儿——无止境的操心。她的喜怒哀乐，

都应该与我们同步。“叛逆期”，这三个字，带着毛刺边缘，

从来只属于荷尔蒙过剩、与世界为敌的青春期，

属于那个会摔门、会顶嘴、会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

它与一个面容已染风霜、身形不再挺拔、眼神理应沉淀下所有欲望与波澜的中年妇女，

有何干系？可是，那片印在她膝头书本封面上的、不真实的极光，

和她此刻平静到近乎疏离的眼神，像两根细小的针，

猝不及防地刺破了我这理所当然的认知气球。其实，细细想来，那些不合时宜的“湿气”，

早已开始弥漫，只是我被“母亲”这个巨大而温暖的标签蒙蔽了双眼，

选择性地忽略了那些微小的、不和谐的露珠。大概是从半年前开始的吧。

一次普通的家庭聚餐后，大家坐在沙发上喝茶看电视，母亲突然放下茶杯，

用一种宣布“明天超市大白菜打折”般的寻常语气说：“我报了个班，学油画。

”“噗——”父亲当时正呷了一口茶，差点没呛住，他强咽下去，咳嗽了两声，

才带着难以置信的笑意说：“你？学画画？你那个审美，连给衣服配色都配不好，

学什么油画？再说，那玩意儿多贵，颜料画布，烧钱呢！而且画室里都是些年轻小孩，

你去凑什么热闹？”母亲脸上那点刚刚亮起的光彩，瞬间黯淡了些，

但她没像往常那样因为父亲的否定而退缩或争吵，只是垂下眼睑，看着自己的手指，

声音不高但很清晰：“费用我自己出。一周就一次课，不影响做饭。”她真的去了。

每周三晚上，雷打不动地背着一个墨绿色的画具包出门。那画具包斜挎在她身上，

与她常年穿的深色外套格格不入。她回来时，身上有时会沾着星星点点的颜料，

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疲惫与满足交织的神情。

她会小心翼翼地拿出她的“大作”给我们看——起初是几个歪歪扭扭的苹果和陶罐，

色彩涂得厚厚的，像儿童画；后来渐渐有了风景，虽然透视关系一塌糊涂，

但用色却越来越大胆，鲜红、宝蓝、明黄，那种强烈的、几乎要挣脱画布束缚的生命力，

让我隐隐感到不安。父亲通常只瞥一眼，从鼻子里哼一声：“画的什么玩意儿。”或者，

“这蓝色用的，像中毒了。”我曾试图扮演鼓励者的角色，拿起一幅画着向日葵的画，

努力寻找措辞：“妈，你这向日葵……挺向阳的，看着就开心。”心里却在想，

退休老人学点东西陶冶情操是好事，但只要别太投入，别影响正常生活就好。再后来，

她逛书店的频率明显高了。她拎回来的塑料袋里，

不再是《家庭食疗宝典》或者《毛线编织花样大全》，而是《夜航西飞》、《在路上》，

以及一些名字拗口得像咒语的哲学小册子，比如《存在与虚无》。

她甚至偷偷在手机上下载了多邻国，每天在厨房做饭、洗碗的间隙，我能听到她压低声音，

跟着手机里机械的女声念一些破碎的、陌生的音节。“Guten Tag.”你好。

“Auf Wiedersehen.”再见。

“Ich heiße Lin Xiuzhen.”我叫林秀珍。

那些坚硬冰冷的德语单词，从弥漫着油烟和食物香气的厨房里飘出来，

与锅里翻炒的青菜声、水流冲刷碗碟的哗哗声混杂在一起，产生了一种近乎荒诞的不协调感。

我听着，心里莫名地烦躁，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失控。真正的“风暴”，或者说，

母亲沉默的火山第一次正式喷发，发生在一个多月前，一个看似平静的晚饭时分。

那天的菜色是红烧排骨、清蒸鲈鱼和蒜蓉西兰花，都是父亲和我爱吃的。母亲吃得很少，

慢条斯理地吃完碗里最后一口米饭，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角，然后，她抬起眼，

目光平静地扫过我和父亲，像新闻播音员播报一则寻常消息一样，

开口说道：“我打算下个月办内退手续。手续办完，我一个人去欧洲走一走，

初步计划两到三个月。”饭桌上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只有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异常清晰地敲打着耳膜。父亲夹到一半的排骨，

“啪嗒”一声掉回了盘子里，酱色的汁水溅到了洁白的桌布上。“你……你说什么？

”父亲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眉头紧紧拧成了一个疙瘩。母亲极其耐心地，一字一顿地重复，

确保每个字都清晰无误：“我说，我准备办理内退，然后一个人去欧洲旅行，

时间大概两三个月。”“胡闹！”父亲猛地拔高了声音，像被点燃的炮仗，

把筷子重重拍在桌上，震得碗碟哐当作响，“林秀珍！你今年五十三了！不是二十三！

你脑子里整天在想些什么？辞职？旅游？还一个人去欧洲？你知道现在欧洲多乱吗？

难民、小偷、抢劫犯！你语言通吗？英语就会个‘Hello’、‘Thank you’，

被人骗了卖了都不知道！你当是去隔壁市公园散步呢？生病了怎么办？有个三长两短，

你让我们怎么办？”一连串的质问，像冰雹一样砸下来。父亲的脸色因为激动而涨红，

胸口剧烈起伏着。母亲没有立刻反驳，她等父亲说完，呼吸稍微平复了一些，才开口，

声音依旧没有什么波澜，但透着一股执拗：“安全问题我考虑过了，我会做好攻略，

不去危险的地方。语言我在学，简单沟通没问题。生病有保险。攻略我都查了快半年了，

路线、住宿、交通，我心里有数。”“有数？你有什么数！”父亲气得发笑，

手指无意识地在桌上敲点着，“你那点攻略，顶什么用？网上那些东西能全信吗？

家里怎么办？我这老胃病你又不是不知道，时不时就犯，女儿工作那么忙，经常加班，

谁照顾这个家？谁管我的一日三餐？”他祭出了最惯用、也自以为最有效的武器——责任，

家庭的责任。这武器在过去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几乎无往不利。那顿晚饭最终不欢而散。

母亲没有再争辩，只是默默地起身，开始收拾碗筷。她洗碗的动作一如既往的细致，

但背影却透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僵硬和疏离。从那天起，家，这个我习惯了三十年的温暖港湾，

开始变得陌生。母亲并没有大吵大闹，她只是变得异常沉默。她不再在清晨催促父亲吃早餐，

不再追着他问明天想吃什么菜，不再主动帮他熨烫第二天要穿的衬衫。

她也不再在我周末回家时，事无巨细地追问我的工作、我的感情生活，

不再念叨着“什么时候要孩子”、“女人年纪大了生孩子恢复慢”。

她活得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完成着最基本的家务：做饭、打扫。但除此之外，

着调”的世界里——画画、看那些“莫名其妙”的书、对着电脑查资料、戴着耳机上语言课。

她和我，和父亲，像被一层无形的、冰冷的玻璃隔开了。我们能看到她，

能听到她走动的声音，能吃到她做的饭，却感觉不到她的温度，触不到她的内心。

父亲起初是暴怒，各种冷嘲热讽，

“作妖”、“不负责任”、“脑子进水了”这样的词句时常挂在嘴边，

试图用激烈的情绪把她拉回他认定的“正轨”。发现母亲如同磐石，不为所动后，

他转为生闷气，把自己关在书房，或者在看电视时故意把音量开得很大。

他试图用“胃疼”来唤起她的关注和愧疚。母亲会给他倒水，拿胃药，动作规范、精准，

像医院里经过严格培训的护工，周到，却不带一丝一毫属于妻子的温情。这个家，

失去了母亲这个运转了三十年的、最核心的枢纽，温度骤然降到了冰点。

空气中仿佛漂浮着细小的冰碴，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寒意。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

这种恐慌，

仅仅源于“母亲不管我们了”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比如再也吃不到她精心搭配的饭菜，

脏衣服堆满了洗衣篮，父亲的情绪变得极差。更深层的，是一种认知被打败的恐惧。

我发现我完全不认识眼前这个女人了。那个温柔、隐忍、永远把家人需求放在第一位，

仿佛没有自己喜怒哀乐的母亲，她的形象正在我心中一点点碎裂、剥落，

露出底下我从未见过的、坚硬而陌生的内核。

她不再是我情感上可以随时依靠、予取予求的“安全基地”，

她成了一片我无法预测、无法掌控、甚至无法理解的、风暴将至的未知海域。

为了“拯救”这个濒临破碎的家，也为了找回那个我熟悉且依赖的母亲，

我几乎是本能地站到了父亲这一边，组成了“统一战线”。我们轮番上阵，

试图用“爱”与“责任”的缰绳，套住这匹突然脱轨的“野马”。“妈，爸也是担心你，

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出事。”我坐在她身边，握着她的手，语气恳切，“你想想，

你一个人跑那么远，我们在家得多提心吊胆？每天睡觉都睡不安稳。”母亲看着电视屏幕，

屏幕上正播放着动物世界，一群角马在迁徙。她轻轻抽回手，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了一口，

没说话。“秀珍啊，”父亲放软了语气，带着一种疲惫的恳求，“等你正式退休了，

我们全家一起，报个好点的旅行团，舒舒服服地去玩一趟，新马泰，或者日韩，不行吗？

何必非要现在，非要一个人去受那个罪？”母亲的目光依旧停留在屏幕上，

角马群正在渡过一条湍急的河流，鳄鱼在水中若隐若现。她淡淡地说：“跟团是逛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