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教室布置

元旦跨年夜前的最后一节课，铃声刚过，高三2班的多媒体屏幕还亮着倒计时的残影。

我把印着“大吉大利”的搪瓷保温杯往讲台上一放，杯底与讲台碰撞的闷响，

跟我这一米九的个头倒挺搭——底下学生总偷偷说，看我往讲台前一站，

挡得后排看不见黑板，这会儿估计又在憋笑。哈出的白气裹住讲台边蔫哒哒的绿萝，

我指尖敲了敲黑板，粉笔灰落在深蓝色毛衣上，“别嫌我絮叨，今儿不讲日语语法，

给你们说段我自己的破事儿——保证比模拟题有意思。”那时候我家在吉林镇东头开肉铺，

门口挂着块褪了色的红布帘，一到冬天，帘子里的白汽裹着生肉腥气能飘出半条街。

我爸是街坊眼里的“张一刀”，剔骨刀下去，排骨能剁得当当响，骨渣子溅在铁砧子上，

弹起的声儿都透着利落；我妈总坐在里屋算账，算盘珠子噼啪乱蹦，

那节奏比我后来听日语听力还让人头大。他俩忙得脚不沾地，给我五块钱让我自己买吃的时，

话都顾不上多说两句——“去去去，自己买根烤肠，再买袋辣条，别在这儿碍眼”。

我揣着皱巴巴的五块钱，转头就跟二柱子钻了网吧。那时候我已经长到一米七多，

往网吧沙发里一坐，比老板还显壮，《传奇》里“沙巴克攻城”的喊杀声，

能盖过街对面包子铺的叫卖声。至于成绩？班里四十个人，我稳定在三十八名，

有时候考三十九，还是因为倒数第二的同学请假缺考了。老师批卷时总在我卷子上画满红叉，

像撒了把辣得人眼睛疼的辣椒面，每次叫我去办公室，都得仰着脖子跟我说话，

末了总叹口气：“张云起，你这大块头，咋就不用在学习上？”现在想起来，

真正让我记一辈子的，是小学三年级那次“飞针大侠”事件。

那阵儿我天天蹲在肉铺里的小电视前看武侠剧，觉得李寻欢甩飞刀的样子帅炸了，

尤其是他喝完酒眯着眼甩刀的范儿，我能对着镜子模仿一下午——虽说我人高马大，

模仿起来总显得笨拙，却半点没觉得丢人。有天趁我妈不注意，

我翻出她纳鞋底的粗针——那针比我小拇指还粗，

针尖磨得发亮——学着电视里的姿势往木门上扎，扎得门板上全是小洞，

还跑去找二柱子炫耀“我这‘飞针’比李寻欢的飞刀还准”。结果那天我爸刚从肉铺回来，

满手的油，脱了沾着血渍的黑布鞋就坐在炕沿上揉脚，脚底板上还沾着块没洗干净的肉渣。

我脑子一热，抬手就把针甩了出去——“嗖”的一声，针直接扎进他脚底板，

露在外面的针尾还晃了晃。我爸嗷一嗓子就蹦了起来，疼得直跺脚，

抄起炕边的鸡毛掸子就追着我满院跑。我人高腿长，本能跑得更快，

可看着他一瘸一拐的样子，愣是没敢加速，最后被他堵在柴房里，屁股肿得跟馒头似的，

足足躺了三天，连炕席都被我哭湿了半边。

还是我妈送饭时蹲在门口叹气：“你爸脚底板出血了还惦记着给你留烤肠，你说你这大块头，

咋就这么不让人省心？”大概是那次闯的祸太大，

后来我妈咬着牙凑了五千块钱——那时候的五千块能买半头猪——把我塞进了县重点初中。

她送我去学校那天，反复跟班主任说“麻烦您多费心，这孩子要是再混，您就揍”，

语气里的恳切，我到现在都记得。可我那时候没长记性，开学没俩礼拜，

就跟班里几个“兄弟”蹲在二楼栏杆上晃腿。我个子高，往下一看，

正好看见物理老师抱着教案过来。那老师五十多岁，头发总梳得油亮，

苍蝇落在上面都能打滑，风一吹还会飘起来，我们早就怀疑是假发，

还打赌“能不能撑过一阵大风”。我给同桌使了个眼色，

他立马掏出根从家里自行车上拆下来的细铁丝。我仗着个子高，伸手就够到了栏杆外，

趁老师抬头看我们的功夫，轻轻勾住了他头发的边缘——“哗啦”一声，

黑色假发片直接掉在地上，露出里面花白的短发。全班瞬间炸锅，我笑得直拍栏杆，

眼泪都快出来了，没成想老师脸憋得通红，捡起假发片往头上按了半天都没按好，

最后抱着教案头也不回地走了。不出所料，当天下午我爸就被请到了学校。办公室里，

物理老师指着我鼻子说“张云起，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没出息！

长大了跟你爸一样剁肉去吧”，他比我矮二十厘米，抬头看我的时候得把脖子仰得老高，

可那眼神像针一样扎人，比我当初扎他脚的那根针还疼。后来每次在走廊碰见，

他都仰着下巴斜眼看我，鼻子里还“切”一声，那模样，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脸烧得慌。

那天从学校回家，我没像往常一样去网吧，而是蹲在肉铺门口看我爸剁肉。

我一米八的个子往那儿一蹲，比旁边的肉案子还高，铁砧子上的五花肉被剁得烂碎，

肉汁溅在我裤子上，我却没躲。看着他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汗水顺着下巴滴在肉上，

我突然就觉得不服气——凭什么说我没出息？凭什么我长大了就得跟我爸一样剁肉？

可不服气归不服气，那时候快初中毕业了，我课本上的公式像天书，

一元二次方程都解不明白，英语连“hello”都能拼成“helo”，

根本没底气跟人争。最后还是我爸妈托了在教育局工作的远房亲戚，又凑了一万块学费，

把我送进了市重点高中。我爸送我去学校那天，把一个磨得发亮的帆布包往我肩上一搭，

那包在我手里跟小玩具似的，他只说了一句“最后一次机会，再混，你就真跟我剁肉了”。

我后来才知道，那一万块钱，是他跟肉联厂赊了三个月的肉款才凑出来的。从那以后，

我才算真正收了心。高一选课的时候，我看见“日语”选项，

突然想起肉铺里偶尔来的日本客户——他们指着排骨说“これをください”请给我这个，

我却连一句“好的”都答不上。那时候我就想，要是能学好日语，

说不定能帮家里的肉铺多做点生意，也能让物理老师看看，我这大块头不是只会闯祸。

高中三年，我把网吧会员卡转卖给了别人，每天早上五点就站在阳台背日语单词。

冬天冷得手都握不住笔，我就揣个热水袋焐一会儿再写——我手大，

热水袋在手里跟个小暖炉似的；晚上在肉铺后面的隔间里练听力，隔间小，

我一米九的个子得蜷着腿才能坐下，我妈总端着热牛奶进来，

转身时眼角皱纹里还沾着面粉——她白天在肉铺帮忙，晚上还要做馒头补贴家用，

有时候馒头没卖完，就热两个给我当夜宵。日语成了我最拿手的科目，

每次考试都能考120多分满分150，班主任还开玩笑说“张云起，

你要是把对日语的劲儿分点给数学，说不定能冲一本——你这大块头，要是能考上大学，

以后站在讲台上都镇得住场”。可偏科这事儿，还是没绕过去。我语文能考110多分，

日语稳定在125左右，文综也能拼到180，

唯独数学像块硬骨头——高考前最后一次模考，数学才考了65分，刚过及格线。

我抱着卷子蹲在操场角落哭，个子高蹲下去费劲，膝盖硌得生疼，

日语老师过来拍我肩膀说“别慌，你日语能拉分，把优势科目稳住，

一样能上好大学——你这大块头，要是当老师，肯定能护着学生”。高考那天，

我特意把日语单词本揣在兜里，本子在我大手里显得格外小，进考场前还翻了两页。

最后成绩出来，总分584分——语文112，数学71，日语130，文综271。

这个分数在当年的文科里不算顶尖，

但够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日语系了——那是我早就查好的学校，离老家远，

能让我彻底摆脱“肉铺老板儿子”的标签，而且它的日语专业在全国都有名，

还能接触到外贸、交流生之类的机会。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爸把肉铺关了半天，

特意去镇上买了只鸡。吃饭时他喝醉了，就跟街坊说“我儿子要去广东学日语了，

以后能跟外国人说话——我儿子一米九的大个子，出去不丢人”。我摸着通知书上的校徽，

突然觉得，那些蜷在小隔间里练听力的晚上、冻得握不住笔却还在背单词的清晨，都值了。

坐三十多小时火车去广东报到那天，我背着塞满日语课本的书包，

书包带在我宽肩膀上显得细细的。路过长江时，

我趴在窗户上看了半天——江面上的船像小叶子一样飘着，心里又激动又忐忑，

像只终于飞出笼子的鸟。广外的校园比我想象中还大，可我这一米九的个子走在里面，

还是成了“显眼包”，日语系的迎新会上，系主任一眼就注意到我，

笑着说“咱们专业来了个‘高个子人才’，以后组织活动，搬东西的活儿有指望了”。

也是在迎新会上，系主任说“咱们专业有跟日本熊本大学的交换生名额，想争取的同学，

从大一开始就得好好学，还要有拿得出手的特长”。那天晚上，我在宿舍翻手机，

看见学校社团招新的海报，

其中“剑道社”三个字突然吸引了我——小时候看武侠剧的劲儿又上来了，

觉得握剑的样子特别酷，而且我这大块头，练剑道说不定有优势，还能为交换生名额加分。

我报了剑道社，刚开始练的时候总闹笑话——我手大，握剑姿势总不对，劈砍时力气太足，

竹剑总砸在地上发出巨响，好几次差点撞到社团里的学弟学妹。社长是个大三的学姐，

每次都耐心教我“剑道练的是心劲，不是蛮力，你个子高，重心稳，沉住气才能出好剑”。

我每天放学后都留在社团练剑，手上磨出了茧子就贴创可贴，练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

就对着镜子调整姿势。大二那年，剑道社要办“中日大学生剑道友谊赛”，

我因为个子高、重心稳，成了主力队员，

跟着学姐去日本熊本大学交流了一周——就是这次交流，

让我摸清了熊本大学的交换生选拔标准：除了日语成绩优异，还要有跨文化交流的经历，

而剑道正好是最好的“敲门砖”。从日本回来后，我更拼了。

日语专业成绩保持在年级前10%，还主动帮剑道社组织活动，写了篇关于剑道的论文，

发表在学校的学术期刊上。大三那年，熊本大学交换生名额下来，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交了申请，没想到真的选上了——评审老师说，

我这“高个子剑道选手”的形象很有记忆点，对剑道的理解、还有在友谊赛里的表现，

让他们觉得我能做好文化交流的桥梁。拿到交换生通知书那天，我第一时间给我爸打电话，

他在电话里笑得特别大声，说“我就知道我儿子行，以后去了日本，

别忘了给家里肉铺的老客户带点特产——你一米九的个子在日本，肯定没人敢欺负你”。